中国文化困厄更生
admin
2019-09-11 10:15

  孙燕京: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,历史学博士。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晚清社会与文化。

  在写作策略上,该书选择通史性的叙述体例,而没有采用专题组合式的概论体。作者鉴于近代文化“历史短,变化快,没有形成稳定、统一的形态”的实际,采取以动态、历史地展示为主,突出不同时段文化的变化与特色。依笔者所见,近代文化内容丰富、多样、驳杂,用历史性叙述来表现文化史的整体性,这既有新意,也增加了难度。

  作为专史,作为高校历史系中国近代文化史课程的教材,本书以1826—1956年间的文化为研究对象,结合近代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,把中国近代文化史划分为六个阶段,分为九章,重点论述了近代新文化生长和嬗变的轨迹:

  《中国近代文化史》是由张昭军等主编、中华书局出版的高校历史系中国近代文化史课程的教材。

  作为中观文化的重要体现,文化制度、文化政策、文化运动的历史在该书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。兹以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文化建设与文化运动”一章为例。近三十年来,学界对于新文化运动前后的文化史研究日趋成熟,不管是宏观的脉络格局,还是微观细节的复原,均已达到较高的水准。而国民政府前十年间的文化史研究,则是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的学术点。该章所列教育制度、科学事业、左翼文化运动、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论战、新生活运动以及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等六节,显示出文化制度和文化运动等中观层面的文化的重要性。

  本书是研究中国自近代文化的发展和演变规律的专门史,主要介绍了传统与求变、中西体用之间、戊戌新文化、清末十年的文化变局、五四新文化运动等。

  从整体上看,该书承接民国以来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传统,重视思想文化、学术文化的阐述。如第一章重点考察了19世纪中期传统学术自身的调整,包括儒学内部的变化(如汉学的延续与衰落、程朱理学趋于活跃、今文经学的复兴)、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等;第二章涉及到理学的复兴、传统文化秩序的重建与“中体西用论”;第三章则包括了康有为与今文经学的关系、戊戌维新思潮的高涨等。其它各章思想方面的内容也占据了较大的篇幅。

  (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,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主任郑大华评)

  该书对中国近代文化历史断限的选择有一定特色。作者尝试突破近代文化史在分期问题上追随政治史的做法,从文化史的角度分界。该书把道光初年作为中国文化递嬗的一大节点。作者既承认鸦片战争在文化方面的重要象征性和影响力,同时又指出,早在战争爆发前,传统学术自身已经开始出现较大调整,传统思想内部已经激荡起一股经世致用、寻求变革的思潮,这股思潮对此后中西文化的交流、近代新文化的生成具有密切的关联。综合考虑,具体以经世思潮兴起的标志——1826年《皇朝经世文编》的问世作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的起点。至于下限,作者把新民主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形态和制度来处理,以 1956年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取代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界点。

  A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

  作为目前第一部系统阐述中国近代文化发展演变的著作,或有其不完善之处,但对于当下的中国文化史学科建设来说,确有其独到的学术价值和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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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张昭军: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。历史学博士、博士生导师。2010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。现致力于20世纪思想文化史研究。

  采取历史叙述方式,该书主要考察1826年至1956年间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过程,以传统文化的蜕变为基础,着力表现现代性新文化的发生、发展历史。全书根据近代文化发展的历史特点,结合重大历史事件,将1825年至1956年间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:以1826—1895年为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准备期;以1895—1927年为近代新文化的奠基期;以1927—1956年为近代新文化的建设期。

  1826—1894年,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新文化的准备期; 1895—1912年,新文化的草创期;1912—1927年,新文化的奠基期;1927—1937年,新文化的建设期;1931—1945年,中国文化困厄更生,民族精神空前焕发,新文化的民族性得到加强;1946—1956年,新民主主义由小到大形成了完整的社会文化形态,是为近代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。